送走的第一位好友，是某著名互联网公司女性频道的主编，突发脑溢血，去世时年仅37岁。新近送走的是《健康与美容》杂志的主编孟玲和，48岁，开会时突发脑溢血，去世前几天曾小亮还曾与其彻夜长聊。
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，曾小亮一个人沿着长安街走了好久。这位酒尚出版人助理、情感职场专栏作家、总是为别人调制“心灵鸡汤”的人，在那一刻，竟然抑制不住心生强烈的幻灭感。
他忽然间觉得，金钱、地位、名利都不再那么重要，生命、健康与爱，这些我们人生中更具有本源意义，但是长久被忽视的东西，慢慢清晰地浮现出来。
这是“压力山大”的一代人。严重透支身体，恨不能每周7*24小时地工作，在跻身上层、功成名就的路上狂奔。他们的不安全感、焦虑感从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父辈。
他们几乎完整地经历了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十年，从物质财富的极度匮乏到迅速富裕；同时也见证了恢复高考、计划生育、打破大锅饭、企业改制、取消福利分房、中国加入WTO等种种既有秩序的被打破。
当秩序被打破时，总会有人为此付出代价。这一代人身上深深烙上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代际变迁的印记。
35岁老了？
提前来临的焦虑、无措、迷茫
科锐国际人力资源公司业务总监刘峰前一阵子刚刚接触了一家叫“豆瓣”的互联网公司。让他这个做了十几年人力资源工作的老“猎头”有些意外的是，豆瓣公司员工的平均年龄非常小，大概在25岁左右。
大约三年前，刘峰和腾讯的HR有次聊天，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腾讯的“特色”之一“很年轻”。
近十年里，国内一些新晋大公司的出现，像百度、腾讯、阿里巴巴(微博)等互联网巨头的崛起，带动了一个大产业，使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就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。
而且，互联网等新产业的勃兴，正加速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和优胜劣汰，也正拉低着职场人群的平均年龄。
互联网领域里“年轻化”的公司正日益多起来。比如中国第一家女性团购网站“聚美优品(微博)”，三个联合创始人都是80后，一些中层管理者甚至是1989年生人，今年29岁的CEO陈欧一直有个想法，在自己30岁以前把聚美优品做上市。他甚至坦言，在事业快速发展的这几年，他暂时不会因为结婚这类“家事”把自己限制住。
35岁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职场“生死线”，对许多IT人来说，35岁甚至意味着技术生涯的结束。
现在，对越来越多在职场和事业上打拼的80后来说，29岁就已经临近“过期”：青春的有效期29岁截止，一到30岁，就会被打上“Timeout”(过期)的印记。
对于那些最早一批进入外资企业“吃螃蟹”的人来说，现在已近人到中年，更是处境尴尬。
一方面由于年龄的原因，不少外企白领在公司的发展遭遇瓶颈，“在我这个年龄和职位，继续待在外企的话后面的路已经很清楚，升职上遭遇玻璃天花板，年龄上经不起高强度的工作”。
另一方面，不少人由于产业大环境的变化，“金饭碗”的含金量正在加速褪去。
科锐国际早期的客户源100%都是外资企业；公司成立五六年时，2000年左右，科锐国际开始与包括华为(微博)、李宁等在内的本土企业有初步接触；到2004年、2005年时，公司明确将发展内资企业客户作为重点，彼时内资企业所占科锐国际客户源的比例还很低；从2008年、2009年以后，内资企业的业务能占到科锐国际总业务的百分之二三十。“在高科技、互联网这些行业，外资客户与内资客户的比重甚至是四六开。”
刘峰认识很多外资企业的高层或者中层以上的经理，在90年代末或者2000年左右，他们的职业很让人艳羡，而现在职业的“含金量”已经大不如以前。“那时候的外企中高层，买两套房子很正常，但是你今天进到外企，即使给你八千、一万块钱月薪，你什么时候才能买个房子呢？同样是薪水，含义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”
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也让职场危机提前而至，在发达国家，焦虑、无措、迷茫等中年职场危机的表现通常发生在45～55岁，但是在中国却提前了近10年。
这是“压力山大”的一代人。严重透支身体，恨不能每周7x24小时地工作，在跻身上层、功成名就的路上狂奔。他们的不安全感、焦虑感从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父辈。
退休或重返职场？
参数未知的将来
“退休”，对当下这个人群来说，几乎是一种奢望。
李强是一家私企的老板，早年做生意赚了几百万后觉得足够将来生活了，便结束了生意，开始安享生活。可是不到十年，他发现生活的发展完全脱离了他预设的轨道。“十年前几百万足够一个人安安稳稳过完一辈子，可是我没有想到这几年房价、物价会涨成这样，现在几百万还算个啥。”“安享”计划泡汤的李强不得不重整旗鼓，再次创业。
刘峰身边也有朋友有过和李强类似“提前退休”的经历。这位朋友为了移民加拿大，在事业发展最顺风顺水的时候，提前结束在中国国内的工作，在加拿大当地随便找了个工作。待到移民必须的居住时间期满后，这位朋友想再回中国来发展，却发现已经错失了事业发展的最好机会。
对于至少还有些“家底儿”的李强等人来说未来虽然艰难，但还不至于毫无保障，对于更多的中年职场工作者而言未来生活的参数一概未知，这种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更加重了这一群体的焦虑。到底有多少资产未来才可以安枕无忧？没人可以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。
20多年前，大学每年的学费只有200元，现在有些专业已经冲上万元，增长了约50倍。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有一项7625人参与的调查统计称，尽管78.8%的人认为和十年前相比收入增加了，但是85.3%的人感觉自己的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了。有人估算了近四十年来中国人结婚的成本：70年代末是600元，80年代是3000元，90年代是3.3万，21世纪达56.6万，越来越贵的中国式婚姻。显而易见的是，中国社会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，但人们的收入增长速度却远没有跑过物价上涨的速度。
“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，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国家对中层人群，其实没有好的政策来扶植他们。”刘峰感慨，中层的赋税很高，高到很吓人的程度，而另一方面，国家给予这一阶层的福利几乎是零。“比如说我每月交那么多钱的税，突然有一天失业了，却发现我什么都没有，真的是什么都没有。”
对于这一现状，资深产业经济学家白益民认为，日本企业的员工对于未来的焦虑感要比中国低得多，“日本有约定俗成的终身雇佣制以及与其相配合的年功序列制、企业工会。这是日本的三大神器。”白益民介绍，在日本的企业中，企业不会轻易裁员，年功序列制是指工资待遇按员工的资历慢慢增长，所以一旦进入一个企业，你就可以知道自己未来在这家公司大概享有的工资待遇水准。
长期以来，对于中国是否应该采用终身雇佣制的争论一直存在，白益民的看法是一些特定的企业可以尝试这种制度，这对于企业人才的积累、技术的传承以及员工对生活的安全感都将会有很大的帮助。
异化的人性
“被高速”的一代
曾小亮认为，整个社会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时
有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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